一个机构、一个窗口、一个图章，开创全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先河

首创：各部门负责人在这里“联合办公”

20世纪80年代，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上海这座历史经济重镇城市，对国际资本和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。一批又一批的外商蜂拥而至，投资热情高涨。但当时上海市政府各部门条块分割、各自为政，审批手续繁琐、周期冗长。从时间上看，过去外资项目审批，先是项目建议书，也就是立项要批，一批两三个月；可行性研究报告，一批可能又是两三个月；之后是合同章程，批完再发批准证书，外资企业才算合法成立，一个流程走完可能要耗时一两年。对外商来说，既不清楚办理程序也不清楚办理时限，一个一个部门审批跑下来，真可谓是疲于奔波、劳民伤财、效率低下，严重挫伤了外商投资热情，影响了上海的投资环境。

1988年6月，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，首任上海市外资委主任由朱镕基市长亲自担任，副市长担任副主任，另设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，委员由市政府计委、经委、建委、外经贸委副主任担任；机构抽调有关委办局的得力干部到各个处室工作。将外商投资涉及的项目产业导向、项目可行性、技术改造和进出口、项目土地、规划、能源、环保等政府各个部门的审批事项，均由外资委“一个窗口”集中受理、审批、协调，外资项目只要取得外资委“一个图章”的批复即可设立。这一改革被简称“一个机构、一个窗口、一个图章”，上海外资委也因此被称为“一个图章”机构。

“当时我们设立了专门的协调机制，新项目找审批处，旧项目找管理协调处，供电供水找配套处，探索性项目也可以通过办公室来协调。”与此同时，与企业建设相关的各委办局也派了专人在外资委开展了“联合办公”，碰到了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就“带回去”，第二天再把反馈意见“带回来”，如此一来，外商只要找到外资委，可能遇到的问题就都能解决。上海外资协会副会长朱文斌曾任原外资委审批处处长，在他当时的工作中曾有一句口号，叫作“审批的过程是协调的过程，是帮助解决困难的过程”，“我们一直说，外资企业来上海不认得人、不认得路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找政府自然是最放心的，那我们就要当好他们的’娘家’。”

效果：谈判、动迁、动工，一年内“搞定”

说起虹镇老街，上海人恐怕无人不知。这里曾经是上海中心城区的“最大棚户区”，也是全市闻名的“下只角”。而到了如今，经香港瑞安房地产有限公司接手开发后，虹镇老街“凤凰涅磐”，现在已经是定位为“北上海‘新天地’”的高端住宅和商业商务的瑞虹新城、瑞虹天地。在转变的过程中，“一个大图章”可出了大“力气”。

“当时1万多亩的地，没有抽水马桶只有马桶，没有煤气只有煤球炉，没有阳台晾衣服，大家只能抢空地晾。旧区改造始终没有什么大的进展，直到下定决心进行大的整改”，瑞虹新城公司顾问王志祥先生提及1996年的经历依然感慨良多，“第一个项目就是瑞虹新城的五号地块，一个礼拜就批下来了，真的很激动，外资委帮忙协调了土地、规划等各部门，当年就完成了动迁。”王志祥指出，当时的项目改造创造了一个记录，即谈判完成、成立合资企业、动迁、动工都在当年完成，“为什么这么快，就是‘一个图章’起的作用。通过外资委的协调，资金一到位，1600户居民很快就迁走了。”

虽然到了2008年，在新形势下，外资委因为完成了历史使命而淡出人们的视野，原上海市外资委（上海市外经贸委）的有关职责划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，服务外资企业的重任也交给了市商务委负责，“但不断推动开放，全方位、全过程的为企业服务的思想是贯穿始终的”，王志祥说。

传承：继续做好外资企业的“娘家”

市商务委副主任杨朝表示，外资委的重担落在了商务委肩上，除了备案、审批、招商引资功能的传承，还有工作的作风、服务企业的精神的传承，“我也继续把为企业协调、解决问题当做自己分内的事，继续做好企业的‘娘家’。”对外企反映集中的共性问题，诸如人才政策、公平竞争、贸易便利化、知识产权保护、工业项目用地等方面，商务委则通过出台文件予以解决。去年，“上海外资33条”、制造业利用外资三年行动计划等政策公布，受到企业欢迎。

而始于上海的一系列制度创新，也极大改善了外资企业审批状况。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之后，率先探索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。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，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无需审批，改为备案管理。

与此同时，市商务委和上海外资协会也推出了多项为外资企业“量身定制”的特色服务，例如每年市商务委外资处都会举办一系列的圆桌会议，会同上海外资工作领导小组30多个成员单位（市政府相关委办局）为外资企业提供政策宣讲、政策咨询等服务；而外资协会每两个月举办的早餐会上，也会邀请海关、税务等相关部门给外资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政策解读。